祖源民宿：一个人的乡村复兴

　　祖源民宿：一个人的乡村复兴

　　作者：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

　　经过三次致命的历史性颠覆，华夏农耕文明最终在文革中彻底死亡，而文革后的中国，只剩下技术落后的农业。把这种低端农业跟传统农耕文明相混，是许多人易犯的常识性错误。邓小平发动的城市化浪潮，引发近30年的农民进城打工运动，“盲流”们逐渐升格为“农民工”，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其地位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面对城乡二元对立以及文化技能的限定，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取户籍和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命运被冻结于现代性空间的边缘。这导致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三重危机。

锁在乡村深处的哈尼族幼童（背景中有一位负责照料她的老妪），她正从栅栏后眺望凋敝的世界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基于青壮劳力的大规模流失，乡村的凋敝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对安徽某国家级贫困县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超过90%，而留守老人更是高达95%以上。休宁县的土地抛荒率，约为80%，这意味着，除了少数良田，大多数土地已经成为野生植物占据的荒野。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缺席在田野调查的现场。

　　这是中国农业的黄昏，瑰丽的晚霞已经消失，黑夜正在大面积降临。只要在中国各地的乡村行走，人们视野所及之处，只有一些老妪和小童，出没于新旧错杂的民居，俨然是村社空间的唯一主人。人口、道德和价值的多重空心化，制造了无数农村家庭的破裂。农民工离婚率超过城市中产阶级，高踞中国各阶层榜首。夫妻、父女、母子和人与土地的分离，是乡村里上演最频繁的戏剧。

　　两年前我在云南元阳县进行文化调研，不经意中走进一间哈尼族民居，里面竟然暗无天日。视觉适应之后才模糊地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妪，孤独地坐在火塘边，双眼已经失明。她的儿女都在城里打工，而她还要负责照料两个正在念小学的孙儿孙女。我还访问过文化部指定的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他已年逾70，子女都在城里打工，自己一身孑然，家徒四壁，唯一的财产，是悬挂在梁上的几条肉干。它们在风中轻微摆动，随岁月硬化为深棕色的物体，形影相吊，说出气息幽暗的言辞。

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家里的肉干

　　逃离——凋敝——更凋敝——更逃离，没有任何人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新农村建设”铺设公路，形成沿路筑屋的新聚落模式，但这种“高速公路意象”未能笼络农民，反而成为新的离乡动力，因为上路变得更加轻而易举；电网、电视机、手机和“小时代”式趣味的普及，向“小镇青年”提供都市的巨大诱惑，与此相比，故乡变得日益老旧而穷困，早已丧失自我更新的生机。与其在无望的村社里辗转挣扎，不如向都市逃离，后者是农民最简洁的选择。

　　这场危机最初限于经济，随后便转向制度、家庭、伦理和精神层面，形成“乡村凋敝综合症”的典型格局。离奇的死亡案件，变得愈来愈频繁而凶险，替乡村社会打上破产的血色标记。

4名留守儿童服药自杀前居住的房屋内部，肮脏凌乱的生活现场（图片源自互联网）

　　不妨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2012年11月，该市七星关区街头，平均年龄10岁的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3年13日，就在上述同一地点，５名儿童于放学路上被工程车失控撞死；2013年10月19日，朱昌镇村民吴某全家3人被杀死，1人负伤，几遭灭门之灾；2014年4月，一名男教师因强暴12名留守女童而被揭出，受害女孩最小年仅８岁；2015年6月，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孩子留下遗书称：“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同年8月4日，该市纳雍县再度发生惨案，一对未成年兄妹在家中被杀，血溅四壁。

　　作为“改革后遗症”的牺牲品，贵州毕节为中国乡村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正如那位七星关少年所说，死亡就是它的终极梦想。它预示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

　　但我们也已看到，都市对乡村的回馈运动正在启动，尽管它无法阻止农耕文明的死亡，却有望让农业和农村得以有限的复兴。目前出现的三种复兴路径，都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样本。第一种是NGO组织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如崔永元和查建渝推动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培训计划，梁晓燕等人推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计划（查和梁都是我的同学）、以及向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短期教育人才的“美丽中国”项目等等。它们旨在从文化层级上改善乡村的愚昧面容。

　　第二是有过乡村童年经验的城市艺术家，以高度个人化的艺术风格，努力改造自己的鄙陋家园。这方面的范例，是渠岩所策动的许村艺术化计划。他耗费五年以上时间，在其太行山麓的故土，制造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样板。

艺术家渠岩向公众展示他的“许村计划”

　　在渠岩的推动下，该村从打造“食宿玩一条龙”的“农家乐”开始，逐步形成艺术公社、有机农场、酒吧，高校写生基地等组合项目。音乐课、美术课和摄影课等艺术教育课程，也提升了农民的艺术趣味。它看起来很像是对蔡元培“美育”倡导的跨世纪呼应。

　　渠岩的未来计划，是为农民设计一种用清水砖墙构筑的信仰空间，它们貌似安藤忠雄的教堂空间。渠岩意识到，终结乡村凋敝的关键不是审美，而是信仰的重建。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这信仰的真正内涵？究竟是要复原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还是引入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信仰？在新的祠堂空间被竖立起来之后，祠堂里的神灵仍然缺席，踪迹全无，而解决这个难题，可能需要耗费整整一个世纪。

　　第三种路径跟乡村旅游密切相关。饱受雾霾、毒食和紧张节奏戕害的都市中产阶级，利用假日前往乡村，体验绿色闲适生活，重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已成为现下旅游业的重大母题。一个符合人文主义标准的新式乡村，不仅是旅行者的目标，更是农民的福音，它为营造城乡共同体的“山水社会”（戴志康语），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性契机。

　　乡村复兴，不仅要完成旧民居的保护和改造，更应确立自我造血的脱贫机制，以便动员更多农民返回故里，成为乡村复兴的主干力量。

庞焕泰正在巡视他的“复兴产业”

　　无独有偶的是，在黄山市休宁县，一位年近70的老人，启动了“一个人的乡村复兴”计划。他就是来自上海的庞焕泰老先生。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在溪口镇祖源村租下30多栋破烂旧屋，以及猪圈和堆满垃圾的废地，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激情，拯救摇摇欲坠的徽州老宅，打造供乡愁病患者栖居的山地民宿。

　　仅仅短短半年时间，那些精心改造的民宿、饭庄、面包房和咖啡馆已经逐渐现身，其风格大致分为三类：以黄墙黑瓦、雕花木窗和错顶为特色的江南民居，以白墙黑瓦和马头墙为特色的徽派建筑，以及少量轻型木结构农舍。其民宿造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令那些专业设计师都束手无措。

打造中的民宿建筑，土黄色的外墙维系了古民居的文脉

带有骑马墙和飞檐的徽派民宿

庞焕泰民宿的卧房、硬木床和雕花木窗

庞焕泰民宿的室内陈设：它看起来更像是乡绅们喝茶议事的客堂

木蜡油加工后的老旧木门，推动了时光的悄然倒转

　　在造访中我看到，庞焕泰老先生收集和采购废旧雕花窗扇，经过仔细修缮，镶入建筑外立面，又以旧瓦铺顶，在外墙涂以黄泥与水泥的混合物，藉此还原土黄色的质朴农居风貌；而其内部则使用现代家电和卫浴设备，再配以根雕、奇石和明清家具。这场混搭游戏平衡了传统文脉和现代性的位差。

　　跟渠岩的身份截然不同，庞焕泰并非艺术家，而是一位飞行员出身的企业家，拥有上海旧厂房改造的丰富经验。在祖源村，他亲自制订改造方案，勾画图纸，选择建材，现场监理，外出采购，甚至自己挑土种树，浑身沾满尘土和泥浆，就像一个地道的农夫，以“泥腿子”面貌和几近70岁的高龄，远离上海的家庭，孤身投入徽州农舍改造的艰难历程，就像是一次自我献身的苦行。在当地居民口中，这位“异乡人”“以命相搏”的故事，已然演化为一段乡村传奇。

庞焕泰民宿的洗手间及其雕花隔断

　　庞焕泰的第二步计划，是组建乡村经济合作组织，鼓励农民以房屋和土地入股，成为经合组织的股东成员，同时也为自己打工，凭着劳动技能去获取薪金与红利。鉴于这种自我造血机能的确立，外迁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劳力，有望得以大面积回流。不仅如此，它还能成为都市居民安放灵魂和乡愁的场所。一旦都市居民实施逃离，反向迁入村落，乡村凋敝的进程就有可能被放缓或终结。

　　这是乡村复兴的第一步骤。庞焕泰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飞行员思维。他喜欢以俯瞰的方式描绘他的复兴蓝图。除了深化民宿功能，令其向养生和自然疗法基地拓展，他还计划开办成人技术教育培训班，像陶行知和晏阳初所力倡的那样，从技能、知识和素养的层面改造农民，促使他们逐渐适应21世纪的生存模式。这是针对乡村凋敝综合症的“鸡尾酒疗法”，涉及旅游地产、经合组织和平民教育三个层面，是目前我所看到的最具实操性的乡村营救方案。而这种“一个人的乡村复兴”，并非仅限于庞焕泰和渠岩两人。此类故事正在多地相继发生，“引领者”们犹如零星的红点，为我们勾勒出乡村营救路线图的依稀面貌。

秋日里的彩色祖源（摄影：陈顺意）

　　祖源村属于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位于海拔600多米的山坡上，是明代开国谋臣朱升的故里。村内有树龄1200年以上红豆杉，以及罕见的数百年历史的老桂树。山坡上到处是无人打理的野茶树，在云雾缠绕中生长，低调地衬托着梨花、桃花、油菜花、桂花和菊花的轮值怒放。清澈的溪水流经每户人家门口，汇入山下的横江与新安江，带着古老的记忆，向杭州方向流去。而就在附近，穿过红石板铺就的万安老街，教育家陶行知当年曾经乘坐帆船，悄然驶出童年的码头。

万安古镇上的陶行知故居

　　号称“中国第一状元县”的休宁，于北宋嘉定至清光绪年间，出过19名文武状元，其徽墨、日晷、贡菊与红茶，均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牌。而县名“休宁”，更是直指其“修身养性，宁静致远”的稀有特性。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其森林覆盖率高达81%，境内齐云山，山石奇异，为道教四大圣地之一。所有这些资源，正是营造“山水社会”的基本素材。

　　我在万安古镇参观罗经文化博物馆，被那些风水罗盘和日晷所吸引。其中一台仅有五厘米大小的日晷-罗盘组合器，是我从未见过的神器。吴鲁衡家族传人告诉我，只要让晷针对准太阳，这架袖珍仪器就能准确标定当地时间。休宁县的一位朋友见我恋恋不舍，遂将她家里收藏的一台，托人辗转带来赠我，令我感到意外的惊喜。面对这架细小而精密的玩具，我突然意识到，时间之门可以闭合，也可以被重启。无论庞焕泰还是渠岩，个人的复兴运动，也许会以“蝴蝶效应”方式，部分地终结凋敝的现实，向迷津里的农民，提供有效的新生活实务指南，并重新开启乡村的未来。但乡村的全面复兴，最终只能取决于“土地归还农民”的制度性革命。

吴鲁衡后人制作的日晷-罗盘组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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