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 中华版图的微缩投影民族大同的现实象征

在中国，再没一座城市像承德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不论是避暑山庄还是外八庙，这里的每一栋建筑背后几乎都镌刻着一段历史，都承载着无数的希冀，都有着一个意味深远的象征。在这里，中华大地上东南西北中五湖四海的景观汇聚一堂；在这里，清代满蒙汉藏回五个民族的精神圣殿矗立在一起。

“零下15度！”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竖起毛绒衣领。历史教科书上总是将“承德”与“避暑山庄”并列描述，这让我的寒冬承德之旅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火车大体是沿着清代的御道行进，在古北口车站，潮河两岸纵深蔓延的明代长城历历在目。曾几何时，古北口尚是隔绝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门户，而今，人们极难区分“关内”与“塞外”的景观差异。列车穿过了长长的隧道，映入我眼帘的一样是冬日肃杀的苍茫河谷。

两百多年前的某个冬日，亦有一支行旅在沿着御道奔徙，端坐于华盖之下却难掩焦虑神色的王者，乃是正值壮年的乾隆皇帝。寒冬时节前往承德，既非避暑，亦非狩猎，究竟是何方贵客，使得乾隆不顾时令之序、不辞舟车劳顿之苦，仅以三天时间就赶到了承德？需知，在乾隆时代，从京师到承德、全程418华里的热河御道，依站程例行七日；而对于乾隆英武不羁的祖父康熙，边走边玩，则往往费时二十余日。

普乐寺天下一统，普天同乐

普乐寺前部由山门至宗印殿，为汉族寺庙的传统形式；后部为藏式坛城，在坛城之上是象征着皇权的大殿——旭光阁。在这里，汉藏建筑的冲突与统一，影射着清初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过程；而重檐圆顶、与北京天坛祈年殿宛若双生的旭光阁则象征着天圆地方、法备天地、万宇一统、君临万方，是皇权至上的象征。摄影／于磊

普宁寺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

普宁寺的主体建筑大乘之阁，象征着佛教中宇宙世界的中心须弥山，是仿西藏桑耶寺的“乌策殿”而建，大殿四角分别修建四色喇嘛塔，形态、装饰各不相同，代表密宗佛的“四智”；在东西南北四方修建了四座形状各异的台殿，代表四大部洲；在四大部洲周边建八座重层白台，象征八小部洲，代表宇宙的四面八方；大殿两侧建日月两殿，象征太阳、月亮围绕须弥山出没，如此形成统一向心的典型的藏式“曼陀罗”建筑格局。

夜奔承德的末代准噶尔可汗

寒冬里的来客，名叫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汗国的末代可汗。明末厄鲁特蒙古分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部，四部中以准噶尔部势力最为强大。阿睦尔撒纳的身世颇为传奇，其祖父为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王拉藏汗，他的外公是准噶尔汗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大汗——策妄阿拉布坦，就血统而言，阿睦尔撒纳可谓无上尊贵。

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王、也即阿睦尔撒纳的舅舅噶尔丹策零感染瘟疫死于伊犁，脆弱的准噶尔联盟陷于离析，趁着继任汗王者权位未稳，阿睦尔撒纳与贵族将领达瓦齐结为同盟，意图谋取汗位。政变成功了，但继承汗位的却是达瓦齐，二人随即展开火并，阿睦尔撒纳势不能敌，率部“款关内附”，并亲赴承德，向清廷求援，于是就有了乾隆的寒夜奔袭。

《乾隆万树园赐宴图》

漠西蒙古在明末称厄鲁特，分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部，四部中以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大。受准噶尔贵族内部争夺汗位斗争的影响，杜尔伯特部生活困顿，1753年在首领“三车凌”（即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领下归附清廷。这幅由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和其他中外画家共同完成的大型历史绘画，反映了1754年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三车凌”的壮观场面。

为什么会选择承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了“天子守国门”以挡住蒙古铁骑的南下，那么在来自关外的清代帝王的眼中，北京还不够北——他们的迫切心愿并不是将蒙古隔绝于长城以外，而是将其纳入藩属。在此背景下，承德，那时它还仅仅是武烈河畔毫不起眼的居民点，映入了康熙的视角，从“热河上营”，到“热河行宫”，再到更为人熟知的“避暑山庄”，短短几十年间，承德从一个不录舆图的小村庄，迅速发展为清帝国的“第二政治中心”（侯仁之语）。在17—18世纪，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初前来承德，与蒙古王公们狩猎狂欢，一住就是半年左右；有时候冬天也来承德，此处便是一例。

1755年1月23日，即乾隆星夜兼程抵达承德的当天，他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阿睦尔撒纳，时值严冬，乾隆仍依惯例，支搭蒙古包，彻夜举行盛宴和焰火晚会。席间，乾隆邀请阿睦尔撒纳与其比试箭术，并用蒙古语向其询问准噶尔内部事宜，随即封其为亲王。

此时，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战和更迭，已有八十余年，战争—议和—划界—战事再起，似乎成了永无止境的轮回。两年前（1753年），厄鲁特蒙古四部中的杜尔伯特部在首领“三车凌”的率领下来归，而今准噶尔汗国内部间隙闪现，失势者亲来承德求援，这让乾隆看到了建立超越其祖父与父亲功业的可能性。1755年春，清军两路大军迅速集结，不足百日即攻占伊犁，庆祝战役胜利的纪念碑，至今仍耸立于新疆昭苏县以西的格登山上。

承德的庆典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年十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蒙古诸首领，并决定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制，在避暑山庄东北兴建普宁寺，这是乾隆继位后在承德修建的第一座佛寺，也是第一座以现有寺院为原型仿造的建筑。在乾隆亲撰的普宁寺碑中，他明确指出仿造的意义：“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 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三摩耶庙，今译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具备佛、法、僧三宝的正规寺院，在藏传佛教界拥有崇高的地位。

《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

这组表现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叛乱和回部叛乱的战争铜版画，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战争组画，它再现了清乾隆时期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和天山南麓回部大小和卓部叛乱的战争场面。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传旨刊刻，由郎世宁等人起稿绘图，丁观鹏等人用宣纸依原稿作着色画，原图稿完成后送至法国雕刻铜版。

安远庙

平叛西北，安定远方

位于新疆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是清代西北地区蒙古族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远近牧民每年夏季都到这里集会，顶礼膜拜。阿睦尔撒纳叛乱时，固尔扎庙被叛军焚毁。清军平叛后，于承德仿固尔扎庙修建了安远庙。安远庙的主殿普渡殿外观三重屋檐，以黑色琉璃瓦覆顶，这在我国寺庙建筑和皇家建筑群中极为罕见。黑色在五行中象征着水，固尔扎庙毁于火，安远庙黑瓦着顶，意在以水克火。

“小布达拉宫”的第一位贵客

普陀宗乘之庙

小布达拉宫

庙名中“普陀”一词为梵文Potalaka之音译，与布达拉宫的梵名Potala同源。1748年，乾隆皇帝曾派两名官员、一名画师、一名测绘师至布达拉宫测绘临摹，普陀宗乘之庙即为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造。通过对布达拉宫的“写仿”，普陀宗乘之庙不仅具有宗教意义，更是一种政治象征，也成为了清廷处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外交场所。摄影／吉久利

《万法归一图》

对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清政府十分重视，乾隆皇帝特意安排他们与自己在新建的万法归一殿内听高僧讲佛法。万法归一殿是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其名用意在于乾隆皇帝希望在所统辖的辽阔疆域内，各个民族都因拥有共同的信念而团结一致，万法归一。图中，乾隆皇帝身着朝服正襟危坐，他对面是包括年轻的渥巴锡在内的十位土尔扈特部首领。

1930年夏天，一辆福特汽车颠簸在北京至承德的简易公路上，困坐车内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怎么也想不到，一百多年前首位访华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眼中这条“世界上最美的道路”，竟然破落至此。倦旅中的斯文·赫定踌躇满志，他此行的目的，是将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中的万法归一殿整体拆迁，移往美国芝加哥，参加1933年在那里举办的世博会——他担心这座华丽的金殿“无法摆脱成为废墟并慢慢消失的厄运”。斯文·赫定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清帝国的垮台，承德的荣耀已烟消云散；更令他唏嘘的是，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人“干巴巴的，现实的态度”，承德的遗产也许仅剩下真金白银的实用意义。

斯文·赫定并未如愿，否则他也将成为今人眼中面目可憎的文物贩子。不过，他却以一种18世纪的方式让承德走入现代文化消费的殿堂——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帮助下，以1:1比例复制的万法归一殿，最终出现在芝加哥世博会上，并与“米老鼠与唐老鸭”造型一起，成为那届世博会最炙手可热的两件展品。在游记中，斯文 ·赫定自述其复制万法归一殿的意图：并不局限于保存建筑自身的价值，而是希望借此纪念18世纪的土尔扈特部族以及他们史诗般的苦难迁徙——那场“跨越亚洲的死亡之旅”。

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早先游牧于今新疆塔城一带，准噶尔部兴起成为厄鲁特盟主以后，土尔扈特部与之不和，遂远迁伏尔加河流域，在承认俄国宗主权的名义下继续其独立汗国的地位。康熙年间，清廷图理琛使团曾长途跋涉，造访土尔扈特部，汗王对于康熙年复一年在承德进行“木兰秋”之举，流露出强烈的认同感，对使团感慨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所谓“木兰秋”，肇始于康熙，每当秋季，康熙即前往木兰围场（现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即因此得名）行围狩猎，猎伴通常还包括蒙古各部王公首领。“木兰秋”的用意，一方面以仪式化的皇家狩猎强化满清对于蒙古诸部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在于彰显并维护满洲勇士的尚武风气。

1771年1月，土尔扈特部17万之众在汗王渥巴锡的率领下，踏上了东归之路。关于迁徙的动机，史家众说纷纭，几成一桩悬案。临行前，年轻的汗王亲手点燃自己的宫殿，数万骑兵们纷纷效仿，焚毁自家房舍，悲壮的浓烟笼罩着伏尔加河的黎明，所有人都明白，前方将是一条不归之路。恼羞成怒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随即派哥萨克骑兵追杀，土尔扈特人且战且行，损失惨重。而在遥远的东方，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也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乾隆开始也颇有戒心——土尔扈特部的最初目的地是伊犁，清军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下准噶尔不久，当然不愿意又冒出一个新的蒙古汗国。

然而，土尔扈特人的惨状最终打消了乾隆的戒备——这场义无反顾的惨烈迁徙，最后只有不到7万土尔扈特人走到了他们向往的伊犁草原，生民涂炭，兵士溃不成军，全然丧失了扎根立足的资本。凄惨之情激起了乾隆作为泱泱大国之君的怜悯，他命地方官员宽厚相待、妥善安置，同时命令“投诚向化”的渥巴锡等部族首领即刻启程，前往承德朝觐。

很难揣摩渥巴锡在奔赴承德途中的心情，伊犁并非终点，承德——这座幼年时即听闻祖辈讲述的城市——如今正张灯结彩迎接他的到来。巧合的是，历时4年半的普陀宗乘之庙刚刚落成，该庙一改此前承德诸庙皆为某一特定蒙古部族修建的范例，而以达赖喇嘛居住的布达拉宫为原型。在乾隆的心目中，此时的承德不仅仅是怀柔蒙古人的门户，更应当成为清帝国的宗教中心，模仿布达拉宫显然可以迅速提升承德的宗教地位。模仿背后的微妙调整更显意味，以普陀宗乘之庙的核心建筑——万法归一殿——为例，该殿坐落于高墙围绕的院落中，并不符合同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形制，斯文·赫定曾对这道围墙迷惑不解，其实，乾隆希望借此表达他的政教理念——传统的供施关系已然过时，他透过承德刻意微调的仿造建筑，清晰地向外界传达：宗教必须服从于政治——很明显，这是乾隆从儒家的政治伦理中汲取的智慧。

渥巴锡确实来得非常凑巧，既赶上了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又恰逢皇太后的八十大寿庆典，乾隆就此感叹“佛法无边”、“诚有不可思议者”。因此，在承德，乾隆给予渥巴锡等人前所未有的盛情接待，先是同去围场“秋”，回到避暑山庄，又在澹泊敬诚殿再次接见，并于万寿园和溥仁寺多次赐宴，历时二十余日。渥巴锡等人可谓刚离了火焰山，又进了大观园，对皇恩浩荡唯有诚惶诚恐。乾隆对觐见诸首领加封进爵，名义上维持渥巴锡土尔扈特汗王的称号，然后将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众分为六部，“予以分别远隔，指地而牧”。

《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所画之像》

据记载，班禅与乾隆会面时，班禅将跋涉途中每一站祈祷、祝福乾隆万寿的记录送给乾隆，并献哈达等礼物40余件。乾隆欣喜万分，随即送给他身穿袈裟的画像一幅及弓、箭、金币、金丝袈裟等，还颁发了金册、金印，并为他题写了“宝地祥轮”匾额。

须弥福寿之庙

兴建于承德的班禅行宫

“都纲及寝室，一如后藏式。金瓦映日辉，玉幢扬风舞”。须弥福寿之庙就如同乾隆在碑记中所言，样式几近于扎什伦布寺相同。其主殿妙高庄严殿高耸在群楼中央，象征黄教始祖宗喀巴成佛的佛境，是六世班禅在此居住时讲经的地方。摄影／李龙

内陆亚洲的首都清帝国联系世界的窗口

“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土尔扈特部归顺以后，乾隆骄傲地写道。征讨四方的历史已经过去，乾隆觉得终于可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帝国。他的着眼点依旧是承德，在乾隆看来，承德宛若整个清朝的“坛城”——一个具有崇高象征意义的微缩模型。

在此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承德已经不仅仅是笼络周边民族的门户，而是清帝国联系世界的窗口，乾隆刻意将接待藩属贵宾的场所从北京移至承德，每逢乾隆本人或皇太后的寿辰庆典，安南国王、缅甸使臣、朝鲜、琉球使团等，都是这座城市的座上宾，这让承德声名远扬，以至于后来部分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学者甚至将承德称为“内陆亚洲的首都”。

在此背景下，承德的景观悄然转变。在此之前的承德布景中，蒙古族因素占据了太多篇幅，当蒙古不再成为现实的威胁，1774年乾隆先后兴建了两座寺院，其一为殊像寺，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该寺专收满族喇嘛，针对满文佛经的缺失，乾隆组织专人翻译满文《大藏经》，最初缮写的三部皆存于该寺。乾隆特别指出翻译满文佛经的意义，并不在于“解佛之第一义谛”，而是“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伦理性显然盖过了宗教性。其二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名为罗汉堂，所本者为浙江海宁的安国寺，乾隆南巡时对其印象深刻，故于承德仿造。

时至此时，承德极富有象征意味的宗教构建几近完成，庙门大开，所缺者唯有圣僧驻锡。六世班禅的适时前来无疑是画龙点睛之笔。1780年，六世班禅自日喀则跋涉5000余公里，来到承德为乾隆贺寿。乾隆不胜欣喜，下令以班禅所居之扎什伦布寺为范式，在承德修建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即藏文“扎什伦布”的意译），同时决定取消当年的“木兰秋”，以70岁之高龄，待在宫中苦练日常藏语——班禅人未至，心已折服。

乾隆与六世班禅在承德会见的情景，又是一桩历史悬案，围绕“是否下跪”、“谁向谁下跪”、“是否同坐龙椅”等细节，诸位见证者皆有惟妙惟肖、却大相径庭的描述，令今人不知所措，只得预设立场，择其所好。对此，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辉博士的解释非常清晰：“简单说，在避暑山庄，班禅等同于皇帝属下的一个藩王；而在外庙，尤其是须弥福寿庙中，班禅则是乾隆皇帝的密教导师。皇帝与班禅之间关系的转换，是通过空间的转换实现的。”是年冬，六世班禅在北京黄寺患天花圆寂，乾隆于次日凌晨赶到，据藏文《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传》记载，乾隆只喊了声“我的喇嘛”，便昏厥过去。

多元与完整承德的最终奥义

对于乾隆究竟仅仅将藏传佛教作为统治工具，还是真心信仰？这个问题在学者们之间存在着争论，当前达成的共识似乎更倾向于后者，但我个人仍然赞同第一种观点。“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是乾隆对承德外八庙的赞誉，从中我们读出的更多是对藏传佛教政治实用性的赞叹，而并非信仰的虔诚。另外，对于一个东方帝王，是否具备西方个人主义背景下“真心信仰”的能力，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说，翻译佛经、接受灌顶、冥想念咒即可作为“真心信仰”的标志，那么乾隆同样组织过以满文翻译儒家经典，并先后八次前往曲阜朝圣，对孔子行三跪九拜之礼，是否可以将其看作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呢？

“当歌曲和传说缄默时，只有建筑在说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宗教层面以外，18世纪的承德景观也存在着浓厚的汉文化色彩，避暑山庄的正门丽正门即模仿北京天安门建造（只不过其门额以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题写），山庄内文园狮子林乃仿苏州狮子林所建，烟雨楼乃仿嘉兴烟雨楼所建，金山岛乃仿镇江金山寺所建，文津阁乃仿宁波天一阁所建……新清史学者菲利普·弗雷特将此举解读为清帝国“以现代的方式，利用具有隐喻意味的风景来支持其对所征服领土的文化支配”，所言不谬。承德自身的汉文化此间也得以发展，1779年，热河文庙落成，乾隆帝亲往瞻拜。此后，乾隆帝每至承德，总要先去文庙行礼，朝觐的朝鲜使团也曾下榻于此。承德关帝庙也于此前一年由乾隆帝诏谕重修，至今香火旺盛。

避暑山庄

移天缩地在君怀

在承德避暑山庄中，浓缩了中华大地各处的景观。避暑山庄主要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仿北京故宫而建。苑景区山峦起伏的西部山景区，象征着中国西部的山区；北部万树园为代表的森林草原区，象征着北方辽阔的蒙古草原；水路宛转的东南部湖区，则象征着中国东南的平原水乡。山庄周边宫墙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形似长城，有“小长城”之称。图为清代画家所绘的1875—1890年的承德避暑山庄。

山庄湖区

天然风景胜西湖

避暑山庄湖区的风景构图，全以西湖为蓝本，而另加翻新创造，用洲岛堤桥将湖面分割为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十来个池沼。每逢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之时，漫步湖区，只觉春意融融，宛如身在江南。康熙有一副对联正描绘了此情此景：“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摄影／陈宝森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专制帝国，清王朝为多民族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均未达到过清朝的疆域版图及其有效控制程度，它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矛盾，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一国多制”、“文化多元”的统治方针。正如纽约大学历史系卫周安博士所言：“清朝在创造性地整合内陆亚洲和中国传统的同时，也获得了双方的支持，其手法极其纯熟。换言之，他们成功地将中国本土的农业世界和游牧世界整合起来，而在此之前，两者之间有着一条很明确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此种整合不只发生在北京，也在承德大张旗鼓地上演着。某些新清史派学者认为“北京是满族统治汉族的首都，承德是满族保持自我认同并与边疆民族一起形成的中心”，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的——承德并非游牧民族的承德，在18世纪，它比北京更能代表整个清帝国的多元与完整，这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当由今日之全体中国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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